关爱留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后，我随同济大学内迁，途中，作为洪堡学者于1938年9月从江西赣州出发，经日寇空袭威胁下的广州到达香港，和一位同济同学金经昌一道搭乘意大利客轮到威尼斯，然后乘火车经过瑞士到达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以下简称达城)。到火车站来迎接的同济同学段其燧劈头就说:“德国出兵捷克了，有些中国同学部跑了，你们还来?”我顿时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身上仅有一镑多钱，只得既来之则安之，听天由命了。

当时洪堡奖学金是一年1 000马克，分9个月发，每个月110马克。我找了一间比较便宜的房子，离达城工业大学(Techniche Hochschule Darmstadt，以下简称工大)约3公里。房东是一个靠政府救济金度日的六七十岁老姑娘。房租每月28马克，包括早餐:两片黑面包，一点果酱，一小壶焦麦咖啡(当时德国缺少外汇，不进口咖啡)，黄油须自备。因为这时候它已经定量分配，故要房客自己买。中午和晚上在工大学生食堂用膳:正餐(Normalessen)70芬尼一份，小吃(Kleines Essen)50芬尼一份。我有时吃小吃，但是吃不大饱，回家再吃点面包。一位姓余的同学送给我一辆自行车，解决了我日常交通问题。后来，它还成了我旅游和逃难的忠实旅伴。

到达一周后的一天中午，火车站的一个工人驮着我在轮船上托运的一个大樟木箱，喘着气一步一步地爬上四楼，把箱子送到我房间里。我真感动，并对当时欧洲建立的跨国海陆联运，服务到家的体系十分赞赏。

二

1938年10月，我正式进人达城工大。土木系主任勒洛 (Reuleaux)教授曾于30年代中期来过我国，担任铁道部顾问和同济大学教务长。他给我们讲授铁道工程。他向工大建议，鉴于我大学学习成绩优异，请德国教育部同意我直接考博士。年底我得到了同意，于是去找结构力学与钢结构教研室主任克勒佩尔(Kurt Kloppel)教授。克教授当时37岁，年富力强，是德国钢结构协会的领导，兼任《钢结构》杂志主编。他到校伊始，意气风发，对我这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极表欢迎，但是先要看看我的水平。当时他正担任一座拟建的汉堡易北河上公路铁路两用悬索桥的顾问，于是要我试做这座桥的设计。该桥具有三跨:265+750+265米。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计算和钢加劲梁的一部分设计。他看了很满意，便让我考虑做博士学位论文。

在这第一学期，我还选听了一些为大学生开设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包括克教授讲授的钢结构。上课时，我和过去在同济大学时一样，仔细做笔记。当年在同济是不用教科书的，听课都得做笔记。想不到，在学期结束时，克教授要我把钢结构笔记借给他参考。因为他初次上这门课，尚无完整的讲稿。这种学者风度使我十分钦敬。

三

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思考，于1939年3月间我向克教授提出，从做模型试验着手研究悬索桥的分析分法。他很赞成，并且说，教研室可以为我制作模型。我以拟建的易北河上悬索桥为对象，设计了一个比例尺为1:250，全长5米多的模型，以直径1?1毫米的银丝为缆索，以钢琴弦为系杆，以8x8毫米的方钢为加劲梁，由教研室所属实验室里的一位师傅制作。他带领一个学徒认真仔细地做得非常精致，充分表现出德国人的工作风格。

一年的洪堡奖学金到6月份为止。我虽然获准继续一年，但要到10月份才开始，7、8、9三个月的生活费没有着落，我心里发愁。6月份的一天中午，中国留学生和平常一样，在大学的学生食堂午餐后一起聊天，谈暑假的打算。一位同济校友汤德全问我有何打算。我说:“我本来想在暑期做博士论文，但是三个月没有奖学金，只好去找个短期工作做做。”停了一会儿，他说:“我借给你500马克。”我喜出望外地说:“我很感激你，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还给你。”就这样，我得以集中两个月的时间在家里做论文。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达城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整装离德。有的回国，有的去瑞士。克教授关心地要我把写好的一部分论文、文献、述评和内容简介拿给他看。两天后，他对我说:“从现有的内容看，论文会很不错。你的中国同乡都打算离开德国，你也可以回中国去，论文写好后再来德国答辩。”我囊中羞涩，寸步难行，眼看战争大祸临头，遥望抗日烽火连天的祖国，不禁喟然长叹。

我格外抓紧论文的理论分析和模型试验的工作，到年底基本完成了。克教授要我从1940年元月起到教研室工作半天，既帮助他工作，又弥补我的生活费用。2月底交上了我的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实用分析方法》。从3月份起就全天工作了。4月底举行论文答辩。答辩结束后，主任评委克教授邀请勒洛教授和副评委，一位结构力学教授，和我一起到达城一家高级宾馆，举杯祝贺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晚上我在家里又独自欢庆，不禁酩酊大醉。

论文于1941年在权威杂志《钢结构(Der Stahlbau)》发表后获得各方好评。从此有人戏称我“悬索桥李”。当时我用的德文译名为Kuo-Hao Lie，缩写为K?H?Lie。从50年代起，我改用汉语拼音译名Guo-Hao Li。国内外多不知道，两个姓名是同一个人。

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勒洛教授和克勒佩尔教授带领的专业参观旅行。每次都有助教和学生共十多个人参加。勒洛教授带领我们到汉堡参观铁路。参观后，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请他到中国饭馆吃饭，并跟他去看一家夜总会。他那时60多岁，但是还带着尖顶的纸帽子，翩翩起舞。跟克勒佩尔教授到埃森和杜塞尔多夫参观炼钢厂和钢结构制造厂。我们都住在一个青少年旅游寄宿所(Jugendherberg)，在大房间里设很多床铺，有简单的卧具，盟洗室和卫生间是公共的，简单整洁，很便宜。晚上大家一起出去喝啤酒。喝得高兴时，克教授和大家一起挽着手唱歌，如蓝色多瑙河。由此可见，德国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在教室里很严肃，到了外面就很宽松了。

四

我在克教授教研室的工作，主要是科学研究。因为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大学生大多很快就应征入伍(后来多不幸战死沙场!)，教学差不多停了。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钢桥的理论分析，问题都来自工程界的委托。1942年秋碰到一个很难的题目，要求按照弦杆在节点刚性连接的实际情况，分析一座铁路桁梁桥的内力。用当时的结构力学方法和手摇计算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把这个离散结构化成连续体，用微分方程以级数求解，把问题解决了。一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当中失眠了一个星期，到南德胜地巴登巴登(Baden一Baden)疗养了十多天。其他就不多说了。我的研究结果，有的和克教授联名发表，有的他要我个人单独发表，例如上述课题的研究结果。足见克教授科学道德之高尚。

我的工作室在克教授的隔壁，大约20平方米，只我一个人用。室内挂有一块黑板，克教授常常在快下班的时候到我的工作室来，利用黑板和我讨论问题，中午到一点多钟，下午到六七点钟。有时候，就一起去饭馆吃晚饭。战争初期的一个暑期，有时在上午十点多钟克教授就叫我一起去达城的大湖(GroBer Woog)游泳。在圣诞节和我的生日，克教授总是非常客气地请我到他家里吃饭。他把我不仅当作科学助手，而且当作朋友，使我这个飘泊异国的游子得到一些温暖。

勒洛教授也颇有旧日师生之情，有时请我和段其隧及金经昌到他家里吃饭。有一个曾经在山东济宁工作过的德国医生，住在大学附近。他在中国大使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和我们认识之后，非常热情，常常请我们三个中国留学生到他家里，和他的夫人一起做中国饭吃，拿出从中国带回来的皮蛋、绍兴名酒花雕等等来招待。有一对德国夫妇，我在罗藤堡旅游时认识的，后来竟然从柏林给我寄生日蛋糕。这些都表明，德国人，特别是曾经访问过中国的，都对中国很友好。

达城有一个大戏院，上演交响曲和歌剧，还有一个小戏院，上演小歌剧和话剧，可以预订一年不同演出场次的固定座位。我这样订了几年票，领略了一些西方音乐戏剧，并体会到德国人对此欣赏的情趣。他们把去戏院听音乐或歌剧当作精神生活中的一个盛宴，盛装打扮，漫步大厅，全神投入，身心超脱。盛会之后，余音袅袅，的确是高雅享受。我也从中调剂孤寂的生活，并养成了以后对这方面的爱好和乐趣。

达城周围有很好的森林绿化地带和一些景点，是周末和假日去游览的好地方。夏天我经常去大学体育场晒太阳或游泳，其他季节则去市室内游泳池游泳，后者设有男女两个游泳池，桑拿浴等设施，游泳的门票是20芬尼，还有热水淋浴。此外，我常常骑自行 车去近郊森林和名胜以及外地游览，例如去海德堡，科隆，特里尔等等。当时，老百姓的汽车或者被军队征用，或者因为没有汽油供应而停驶，马路上空得很，骑车子非常舒服。我也曾乘火车去南德一些城市和名胜游览。所到之处，野外森林苍翠，绿草如茵。城镇中街道，各种服务设施，博物馆，展览馆，教堂，古宫，古堡等等，都整洁悦目，井井有条，加之民风纯朴，彬彬有礼。德国人民和德国环境实在令人赞赏。

这期间不好过的是，国内音信断绝，仅仅从柏林中国留学生办的简讯中，能够得到一点关于祖国正在艰苦进行的抗日战争的消息，而又多是失败的消息，增加人的焦虑不安。其次，中国与英美为同盟国，德国与日本为轴心国，彼此敌对，胜败矛盾。虽然德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但是，我们心里总是不舒服的。1941年冬，我去柏林跑了一趟，打听有无回国的可能，结果失望而归。就这样，只好在德国继续呆下去了。

直到1943年秋，我在达城几年的工作和生活，如上所说，还算是愉快的。这以后，食品严重短缺，空袭轰炸频仍，最后是颠沛流离，不断逃难，日子就难以言状了。

五

战争初期德国的食品配给份额还比较宽，在餐馆吃鱼，野味，鸡和鸡蛋都不要肉票，供应也还比较多。到了1943年，配给份额减少很多，特别是油和肉。例如一个星期供应给每人的油和肉都只有200克，即4两。但是，在餐馆吃饭，一份猪肉和牛肉的菜最少要100克肉票和15克油票，而且这时已很少供应不要票子的荤菜。在熟食店买肠子或火腿是起码50克。早晚在家里吃面包总得有点黄油涂涂。越到后来，情况越糟。油荤少了，老是感到肚子饿。光洋山芋、面包、蔬菜，吃再多也不顶事。饥饿的日子真不容易熬过去。

这时候，英美的飞机日夜到德国进行空袭，警报不断，居民得随时躲避。1943年9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钟，突然警报响了。接着，我透过百页窗看见飞机投下照明伞的亮光，赶紧从床上跳起来，穿上准备好的运动衣，拎好装着个人重要资料和物品的小提箱，从三楼向楼下直冲。刚进地下室，跟着听到头上炸弹落下时的揪心尖叫声，隔壁又一声爆炸巨响，邻居的房子被炸中了。我们地下室窗口的小防护墙也被气浪冲碎，飞了进来。等飞机的声音小一点之后，我急忙从地下室出来，想了一下，我朝克教授家跑，因为他家在市区东北边，料想不会被炸到。跳过马路上的许多燃烧弹，跑了半个钟头才跑到。克教授开门一看，见到我的狼狈样，大惊失色，急忙和夫人一起安顿我睡觉。第二天早餐后，我回家一看，百叶窗毁坏了，地上和床上有许多窗户的玻璃碎片，如果当时呆在房子里，肯定受伤了。接着，我搬到了市东南边去住，以为这里会比较安全一些。

殊不知，以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空袭。比起来，第一次空袭只是一个小演习。那是1944年9月11日晚上。我住在新搬的房子里，开着收音机听警报。突然听到，飞机到了海德堡上空，朝达城方向飞来。我本来想往附近的森林里逃，因为听说空袭时在露天很多人被风雷(Luftmine)所杀伤，于是改向地下室跑，随即听到大批飞机飞到了头上和雷鸣般的爆炸声。在这十分恐怖的时刻，突然看见，进地下室的楼梯着火了，地下室的后门被冲破了，并且也 烧起来了。我迅速跳过烧看的后门，向外边逃窜。外边道路两旁的房子都烧起来了，一片火海。火焰照在脸上和身上都发烫。幸亏我准备了一块湿毛巾包着头，跑了十多分钟，回到原来住的房子。幸好它没有被炸到，就在它的地下室坐等天亮。早晨出去一看，周围的房子和树木都被炸成一片废墟，行人默默无言，欲哭无泪。在不远的伊丽莎白医院的广场上，设了一个施粥站。我去吃了粥。由于整个城市的生活已经完全解体了，工作人员问明了我的情况以后，随即给我100马克和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完全被炸光(Totalausgebombt-Ausweis)”证明，要我去自找安身之处。这张证明很重要和很管用，逃难到德国各地都可以凭着它去找当地政府，帮助解决衣食住困难。

我无可奈何，带着我的小提箱，骑着幸好没有被炸掉的自行车，去一百公里之遥的维尔茨堡，我的末婚妻叶景恩住处。她在那里的大学医院做医生。我为什么不乘火车呢?因为飞机经常扫射火车。克教授的一个儿子就是在乘火车去达城乡下上学时被扫射不幸殒命的。

六

这里补充两起在达城中国留学生中发生的不幸事件。一起是，一个姓杨的中国留学生和一个德国女孩子在大学游泳池认识以后，很要好了。但是，她的父亲坚决反对。女孩子年纪小，大概，不到20岁，想不开，就服毒自杀了。杨到她家里去，想表示哀悼和慰问她父亲。不料她父亲也想不开，竟开枪把杨杀了。这件事闹到法庭，中国大便馆还来人处理，我也出了庭。这次事件反映出，对中国留学生和德国姑娘结婚，德国人一般持否定态度。在弗兰茨.莱哈尔1929年创作的歌剧《微笑的国家》(Franz　Lehar《Das Land Des Lachelns》)中就有所描述。这个问题其实值得考虑。因为中西文化差异太大，中国的生活水平又很低，德国太太到中国来，很难适应。所以与我同时代的德、奥、瑞同学的外国夫人，能够在国内白头偕老的不多。做到了这一点的太太，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都付出了很多，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起事件是，我的同学段其隧被抓进了牢房。原因是他在躲空袭时，常常碰上同一幢楼里住的一位女医生，有时讲一些关于希特勒的政治笑话，而她把他检举了。这时食品短缺已经到了吃马肉的地步，他在监牢里连这个也吃不到，甚至面包和洋山芋也不能尽量吃，而他个子又大，饥饿可想而知。所以我多次去达城老城里关他的监狱，给他送点吃的东西。他坐了好几个月牢，盟军进入达城时，他被解放了，还成了反纳粹人物。

七

维尔茨堡市很美，有山有水。山上有古堡、古宫，水上有古桥。我好不容易在大学医院附近乡下，找到一位老太太家里的一间小房子，作为临时住处。到了十一月份我们结了婚。这期间，我还骑车子回达城和克教授见面，讨论我们的工作。我写好的几篇研究结果，在我回国后，由克教授费心，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在德国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日子很不安定，以为总是过渡性的，但是，想不到很快又要逃难了。1945年3月16日晚上，维尔茨堡遭到200多架飞机的一场毁灭性的轰炸。我们在乡下，没有被炸到。但是，城市被炸完了，我们得另找安身之地。这时真不知道投奔何处。几经考虑，决定去夫人的一位德国同学的父母住地考夫博伊伦(Kaufbeuren)，在维尔茨堡南面200多公里，慕尼黑西面70多公里，是一个小镇。夫人以前在慕尼黑的一位女同学李立聪也要一起去。于是，我们三个人徒步出发，由我推着带上三人细软的自行车。路过市区不见人影的断垣残壁的废墟时，令人毛骨悚然。晚上我们投宿难民营，席地和衣而卧，幸亏天气已经不很冷了。在中小城市地带和早上9点钟以后，空袭的危险比较小，我们就改乘火车。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走到了目的地考夫博伊伦。

八

到了小镇考夫博伊伦以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住的地方。我们夫妇二人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李立聪住在一个弱智人医院的工作人员的宿舍里。5月，盟军到了，战争终于结束了。接着，我们就是焦急地打听消息，企待回国，恨不能插翼东飞。

其间，我回了达城一次，取回寄放在老房东那里的书籍衣物，同时和克勒佩尔教授珍重告别。我们二人站在被轰炸的废墟旁，回忆过去在达城共度的岁月，不胜感慨，叹息战争的残酷，最后，依依不舍地说声“再见”。想不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79年春我重访德国才再次相见。其间还有一个插曲。我在那个小镇上碰到在美军里工作的一位广东老乡王先生，彼此一见非常亲热。他知道我们没有东西吃，儿次带黄油、牛肉、咖啡、糖等等到我们住处，一起聊天。1947年夏的一天，我在上海南京路上碰到一个人，好像是这位王先生，但是不敢认。后来他从美国写信来，也说起这事，真是巧，可惜错过了机会。

12月，按照同学传来的消息，我们赶到慕尼黑乘美军的火车到了巴黎。中国政府的联络处安排我们住在一个难民收容所里，睡三层铺的床，每人发10美元救济费。我们带了1000多马克，想买点东西，结果只买到1斤多葡萄，战败后的德国马克一点钱都不值了。两天后，我们被遣送到马赛，由中国总领事馆安排在郊区一个新盖的钢筋混凝土半圆柱形的难民收容所里，睡在混凝土地面上。从柏林和慕尼黑来的同学和他们的夫人、小孩，大约有20个人左右，倒也蛮热闹的。吃饭还供应红葡萄酒，这在法国算是很普通的。

我因为夫人要生小孩，等到1946年3月才搭法国运兵去越南的船到西贡，由领事馆安排吃住。在这里听到国内的一些消息，如国共内战和国民党官员“劫收”(为接收谐音)上海等等，心里很不安。等了两个多月，我们夫妇俩和刘先志夫妇俩一起搭上访问上海的法国军舰，于6月到达离别了7年的祖国。和祖国音信断绝了多年，回到上海感到又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无亲无友，两袖清风，一文不名。于是由市政府招待三天吃住。接下来我们又去找了救济总署，得到5天的救济。在走投无路的彷惶中，我和刘先志到上海市工务局去毛遂自荐。幸得赵祖康局长收留，我们得免于流落街头。

以上就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一个贫穷的大学毕业生，去德国留学的经历和观感。凭五六十年后脑子里的印象写出来，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而且可能详简不当，希读者原谅。下面写几句述怀作为结束语：“少年励志，唯学是求;不顾贫困，德国远游；幸得良师，更遇善友；潜心斗室，乐以忘忧;战火纷飞，安饱奚有；大难不死，矢志不休;辗转归国，叹何处分能我留!”

李国豪(1913-2005)广东梅县人，中共党员，1936年同济大学土木系毕业，1940年和1942年先后获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和特许任教博士学位，著名桥梁工程专家。生前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被国际桥梁结构工程学会推举为世界十大桥梁结构工程专家，1982年获德国纪念歌德逝世150周年奖章，1987年获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1995年获中国何梁一何利大奖，1996年获中国陈嘉庚奖。曾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卷》主编，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