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开播以来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观众和网友被剧中所表现的革命伟人青年时代的故事所吸引。此片反映了青年时期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在法国留学寻求救国之道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真实历史场景，当时周恩来等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
“油印博士”
五四运动后，赴欧洲勤工俭学出现了空前的热潮，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勤工俭学，探求救国的良策。经过一段时期的革命活动实践以后，为了团结、教育广大旅法青年学生，在法留学的周恩来、赵世炎等经过认真筹备后，于1922年6月初在巴黎宣布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旅欧勤工俭学学生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影响，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团结旅欧青年学生，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是旅欧团组织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当时开展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办刊物，因此旅欧少共在1922年8月1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到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该刊以理论宣传为主，由赵世炎、邓小平(时名邓希贤)等人编写刻印，到1923年底共出版了13期。
据经历者蔡畅事后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在1924年初，为适应国内实现国共合作新的革命形势要求，旅欧党、团组织决定联合创办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少年》停刊。《赤光》办到1925年6月7日停刊，共出版33期。邓小平曾经是这个刊物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他刻写的字黑大、肥圆、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此赞不绝口。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获得“油印博士”的称号。当年办《赤光》杂志时，法国当地警察局不准卖给中国人蜡纸，邓小平就利用足球球迷的身份，成功搞定同是球迷的一家文具店老板，买到了蜡纸得以印刷杂志。
无论是《少年》还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登载共产国际的文件，报道国际国内工运、青运动态，在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和华工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了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孕育火种
每逢周末，周恩来等共青团成员还到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和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留学生中那些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分子的真面目，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以带动旅欧学生转变信仰。
其中，以陈延年、陈乔年的转化最为典型，两人都是有强烈革命要求的热血青年，是陈独秀的儿子。兄弟俩都曾一度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并从事过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1920年初，兄弟俩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并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工余社成员。后来经过斗争的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苦钻研，特别是在旅欧支部领导人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革命科学，参加了旅欧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
周恩来、赵世炎等还在共青团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党组织，他们吸收优秀团员入党，首先分别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建立中共支部，后来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在法国留学的赵世炎、王若飞、萧子璋等先加入法国共产党，然后转为中共党员。青年团中一些年龄稍长、政治上较为成熟的，如李富春、蔡畅、刘伯坚、聂荣臻等多人也陆续转为党员。由于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在1925年之前，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均是以旅欧中国共青团的名义出现的，组织领导旅欧进步青年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当时周恩来既是旅欧团的总支部书记，也是旅欧党的总支部书记。旅欧青年团组织的团员数量发展很快，最多时曾达到400多人，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力量。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中国党、团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旅欧共青团为中国革命集中地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王若飞、李立三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华豆腐店”
为了给旅欧共青团提供活动经费，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邓小平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大家各自分工，有的捡豆子，有的泡豆子，其余的轮流摇磨，大家边干边说边笑，劳动局面十分欢快。周恩来还吟起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小平则和起下句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
邓小平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用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办法限制销售。这样，旅欧共青团活动经费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针对当时在欧洲工作的大量华工，旅欧共青团的“华工运动委员会”还积极从事华工工作，瓦解华工中原有的行会帮派，建立“华工总会”，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结合，并且培养了一些工人运动的骨干。
青年团在欧洲的革命活动，也使广大团员和进步青年得到了锻炼。从1923年起，为适应国内革命的需要，大批旅欧青年团员赴苏联学习，以后回到国内，投入大革命运动的洪流。1924年7月，周恩来奉党之召，离开法国，直接由海路归国。此后旅欧党团在李富春、李卓然、傅钟、邓小平等相继领导下，又有很大发展。
1925年6月中旬，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在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区执委会的倡导下，与反帝国主义的各团体联合，成立了旅法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同年6月14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执行委员会发出“告示威华人”书，号召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6月21日，中共旅法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一次向中华民国驻法公使馆示威的行动，参加者200余人，他们迫令公使致电全国人民支持反帝运动，并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
1926年初，大批旅欧党团员已赴苏联学习或归国参加革命斗争，留在西欧的少数党团员，分别加入了所在国的党团组织，继续为支援国内革命努力工作。至此，原来那种独立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活动，已不复存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辉历程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