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中国金融大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大征兵，劳动力严重缺乏，15万华工赴法国从事军事劳役。法国人认为：大批的华工不仅帮助打仗，日后也可以帮助建设。这就需要教育。
而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也想到，可以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来使华工掌握法国先进的技术，这对回国发展大有好处。中法双方一拍即和。1916年，成立华法教育会。
选择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法国的生活费用低廉。当时社会上有学生“一等西洋，二等东洋，三等本土”的说法。官费留学，份额极少，机会又非常有限。于是，如何争取少花钱，这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到欧美等国留学，一年的费用要二千元左右;在法国，只需其三分之一，而在法国的外省，“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二三百元”，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这给那些普通人家的青年带来希望。所以，留法俭学，重点是突出其“俭”。 另外，当时法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确实很高，在世界名列前矛。“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其他德国人、日本人只是追随法国而已。
真正使得勤工俭学成为滚滚洪流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从内心深处震撼了每一个热血的中国青年。正如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大批热血青年的目光投向日本，掀起了留日狂潮一样，“巴黎和会”的失败，也使得人们注意到了法国。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有1600-20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达到了空前地步。他们中有蔡和森、周恩来、向警予、李立三、李富春、陈毅.....等等大批人们熟知的英才。勤工俭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准备了自己的卓越的领袖人物。邓小平正是这个风云激荡的岁月，卷入这个潮流的。
2.【告别--重庆上海】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校址现为重庆市第29中学)的学生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法国驻渝领事馆对毕业生进行了口试与体检，邓小平〔邓希贤〕的口语不错，但家乡的口音重。对考官的提问到也能一一答的出来。考官又检查他的中文、数学和工业基础知识成绩都可以，就在表格的签了名。毕业生中的83名学生获准赴法。邓小平为自费生。自费生由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共300元。
1920年8月27日下午3时，预备学校的这83名毕业生，出太平门登上了“吉庆”轮前往上海。码头上，看着父亲邓绍昌〔邓文明〕那伤感的眼睛，16岁邓小平感到喉咙有些哽噎....第一次离开家，就要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一切全都要靠自己了。这一离去，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到广安故乡。
“吉庆”轮抵达多雨的上海。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冒如着注大雨从“名利大旅社”来到黄浦滩的法兰西码头。同学们乘小艇到杨树浦，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Andre Lebom)号。一声长鸣，邮船载着中国的精英，离开飘着万国国旗的上海，离开了苦难深重的中国，许多同学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跑到甲板上，在大雨中凝望着这块逐渐远去的土地，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3.【船上】
邮船向地中海，向法国驶去。
船上的舱分五等，一等是包房多是洋人、高官。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4等舱，又称“一统舱”，舱位设在船头，分上下铺位。再望下是放牲口饲料、杂物的5等舱了。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发给每人一个洋瓷铁盘子、一个洋瓷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每顿饭都要等头、二、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4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学生们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
4等舱多安置在船的顶篷一个角落里。大家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中油布一类东西联扎起来，以蔽风雨。
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凶猛，不是内地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由新加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这段航行时间最长，大家吃尽了苦头，在汹涌澎湃的波浪中，轮船振荡得很厉害，同行者多在舱中静卧，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痛哭流涕非常想家，未到达马赛，便开始询问怎样回家。
这次航程近16000公里，历时39天，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锡兰、科伦坡，再经非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亚丁， 入红海， 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进入地中海，由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上岸，共计航行四十余天。沿途所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
邓小平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开始了在法国的生活。
4.【不平静的书桌--巴耶中学】
邓小平到了马赛，随即前往巴黎。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被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小平就和他的叔父邓绍圣一起来到了位于法国西部的诺曼底“巴耶中学”补习法语。对于只有15000人的巴耶来说，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 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其实，邓小平在这里只读了5个月的书。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五年多，只有头五个月是在学校里学习法语，以后再没能进入校门。 简单算一下，就知道邓小平为什麽要停学了?
邓小平离开家的时候筹到300元路费，船费就占去100，加上在上海的住宿、船上吃饭又去了50元。而在巴约的生活费每月至少40元。〔当时银元兑换法朗约6元=70法朗〕。 比较一下同期异地周恩来的情况：周恩来有恩师南开校董严修的500元赠费，又有大律师刘崇佑的义捐500元。再加上给报纸的稿费，〔参见拙作：周恩来和他的初恋情人〕可以说周恩来的日子就宽裕多了。 家里为了他又卖了些地，寄来钱。因为无论如何节俭，也不够学费，再读下去，都无异于坐以待毙。邓小平再也不能这样有出无进的花费了。此时，学校也因为大部分学生们的学费不够决定停课了。
法语方面，五个月的法语课，加上国内一年的法语启蒙，应该说此时邓小平的法语还是有个不错的基础的。至少比只学了两三个月的周恩来好的多。然而后来，周恩来还有条件、有恒心学下去〔约一年多的私人授课〕。邓小平则几乎完全放弃。再加上周恩来秉性聪慧、天生的口才好、见识广、有英文基础、好交际、活动范围广。可以肯定：周恩来的法语后来居上，比邓小平要好很多。
后人有意无意拔高邓小平此时地思想认识，但邓小平还未达到能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程度。 这一时期的邓小平 ，对“马克思主义”所知甚少，如同当时的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对“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所知不深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主义当作灵舟妙药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是在日后的实践中学到、定型的。此时只能知道一点皮毛。
1921年3月13日，在巴约中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 邓小平从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开始了一生中最彷徨的年月!
5.【漂泊--华侨协社】
他漂泊到位于巴黎西北郊的拉加雷纳.科隆市〔La garenne colombe〕的华侨社区。 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勤工俭学生们的境遇都十分悲惨。他们有的住进了巴黎的贫民窟，大部分则挤到普安特大街〔av point〕39号的“华侨协社”中去。
“华侨协社”是旅法华人的公共机关，其性质如中国的会馆及外国的商会，各种机关皆汇设其中。成立1919年8月31日，别墅式建筑。勤工俭学生初到法国时，多集于此候工候学。同国內通信也在这里转交。
欧战后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大批勤工俭学生进厂、入校已不可能。至1920年底，失工、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挤满了协社的院落，协社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避难所。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則住在地窖內;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園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华侨协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里面挤进了40多人，真是无法想象。 起初，李石曾的“豆腐公司”每日向学生提供饭食，组织他们复习法文，后来连面包和白开水也供不起了。后因勤工俭学生领导和参加了向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的“二·八运动”，〔包括被遣返的陈毅李立三..等人〕反对中法秘密借款，中法当局停发了维持费。
人是铁，饭是钢。 相对住而言，吃显得更加重要。然而，华法教育会发给失业学生的生活费每天仅五法郎。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五法郎只能购买最廉价的食品，常用的食谱是白水煮马铃薯，兼之没有钱买煤油，马铃薯煮得是半生不熟，吃了不容易消化，时间一长，就闹胃病。 后来的青年党魁李璜曾经描述了勤工俭学生的惨状。“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
也许正是这段刻骨铭心、寄人篱下的悲惨日子，使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日子!
6.【苦难--施奈德工厂】
到了法国，中国学生首先就得为活下去而努力!后来和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何长工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为的就是挣一点吃的”。
1921年4月，邓小平来到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克鲁梭，在施奈德工厂工作，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
一位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在此工作的工友回忆：“平常作工每天八个点钟，.....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动身，经过面包铺，各人买片面包，插在袋里向工厂去。 工厂是七点开工，电铃响了，汽笛叫了，工人就忙着开始工作。一片的机械声、锤声、锉声、铁帖声、铁板声，闻得两耳失去了作用，对面说话，彼此不得相闻。 我们也自然混在里面，天天硬着干，可是手还在做，脑子不知跑了几千万里路了。到九点多钟，吃了那块面包，当做早饭。 到十一点半，电铃汽号又响了，散工了，法国工人纷纷出门洗手换衣，匆匆忙忙，向饭店里去。我们中国人，去一直跑回家来(旅家)，自己忙忙的弄饭吃，饭刚吃完，就是下午一点半，又要立刻动身向工厂去。 ......我们现在每天消耗十点钟与工作上，
邓小平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当翻沙工或去“拉红铁”，戴上石棉手套，将火红的钢板拉出来轧钢。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早逝的王若飞在日记中写道：“连日天气甚热，厂中尤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风过处，沙即腾起，着手面上，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状怪丑怪可笑。”在如此的劳作之下，中国学生个个如出狱之囚犯，形容憔悴，困乏不支。到晚上才能看点书，但是精神疲了，又怎么能够仔细去想呢，还没有看上一页，眼皮就 支持不住的样子了。 星期日虽然不作工，但是还要洗衣、洗澡、写信，就是要想照法国人的习惯去外面走走，都没有闲工夫。
这样枯燥无味呆板过着，精神生活在哪里?这种对勤工俭学的怀疑和否定，逐渐成为了勤工俭学生的普遍认识。同一工厂的李维汉说：“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 长时间的繁重工作，恶劣的工作、休息条件尤其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邓小平受到的打击使是巨大的。他本来活跃乐观的天性从此暗淡了，本来勤于读书习惯消弱了，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思虑重重。 他开始考虑这一切现实背后原因，重新审视社会.....他从未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只有十七岁，由于体力不支，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 他决定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宁可冒失业的危险回巴黎。
7.【继续工作--蒙达尼 足球 马粪等】
1921年4月，心情沮丧的邓小平从克鲁梭来到蒙达尼〔MONTARGIS/LOIRE旧译〕蒙达尼位于巴黎东南方向，在卢瓦雷省〔其实法国一省约等于中国一县的面积〕。离巴黎约100公里，离奥尔良和枫丹白露都很近，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偏僻的城镇，离城不远就是大片森林。那儿的居民们如果知道这批激进的中国工读学生是后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离城2公里有一小镇，叫夏莱特--CHALETTE。镇上有个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来这里工作的。
工厂不小，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工人有五六百，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個车间。哈金森橡胶厂做的是计时制，邓小平做的活计很简单，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工资每日10法朗，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10小时，即1小时1個法朗。帳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每月净收入为240法朗。付出90法朗伙食費之后，还剩下150法朗可供还债和零用。〔和很多学生一样，邓小平到法国以后基本上没有钱添制什麽象样的衣服。直到1924年的照片上的合影，还是初到巴黎时的那套衣服。〕
哈金森橡胶厂有40多个中国学生。工厂搭了一座木棚，为他们的栖身之地。木棚宿住有二十几人，不付房租，电费，水费。每人每日付饭费三法朗。面包尽吃管饱，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兩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晚饭后至睡觉后间有2小时至3小时可以利用。此時木棚裡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沒有，大家闲谈、开玩笑、不同地方、观点的人有时还骂骂，幸而沒有打架的。邓小平是个坐不住的人在这新的环境中，又恢复了本来的活跃天性，有时还显得特别调皮捣蛋。有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回忆说：“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這個時候总是跳跳蹦蹦，同人說笑話，开玩笑。我心里想，这個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也就是在这个工棚，邓小平知道认识了蔡和森、周恩来等革命者 ，开始了解共产主义。
不过比起施奈德轧钢厂来，这里虽然有些橡胶异味，毕竟没有那么脏，那么累。邓小平吃的很多，身体也渐渐恢复，情绪在周围的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好。最难得的是工余之外还有了正常的享受。有一次，星期六下午休息，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狠狠心，花了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从那以后，邓小平就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时，难得看一场足球比赛，回来之后，陶醉好几天。这个习惯，后来成了邓小平为数不多的嗜好中的一个，有些孩子气。而老邓却乐此不倦，终身兴趣盎然。
邓小平呆在蒙达尼七个月，快到1922年底时，他又要走。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CHATILLON巴黎近郊，现属94省〕。在那儿他进入中学学习，想捡回丢掉的文化课程，试了大约3个月，他发现自己的断断续续学来的法语，实在无法跟上学校的课程。从此，便没了上学求业这个想法，老老实实回到社会找工挣钱。后来，邓小平又陆陆续续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当清洁工拣马粪挣钱。还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标签的女人做的工作。包括在雷诺的杂工，留法期间，前后共做了十几种辛苦而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1923年初，邓小平夏狄戎学习的生活结束了，他又回到了蒙达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厂。这次，他只在工厂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记录卡记着他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工作。1923年3月后他被解雇用了。解雇的原因是“本人拒绝工作”!
这时，邓小平已经脱离了纯粹的留学的生涯，苦难使他义无反顾的放弃了幻想。他接手周恩来等人的部分秘密工作，成为旅欧支部的核心成员，变为职业革命者。
8.【尾声】
动荡、劳累、贫穷的生活，给年轻的邓小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不象毛泽东那样，有浪漫、高扬的激情，敢于轻视物质生活。他真的给穷怕了、饿怕了，对生计、对粮食十分敏感!邓小平向杨尚昆说他在法国的生活时：“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66年后，“文革”恶浪，广安遭受劫难，农村劳动日一个仅值几分钱，群众生活十分穷困。一次他接见外宾说：“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均占有粮食200多斤，一个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50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忧切之情，溢于言表。70年代末，指示教委：出国留学要办个“留学人员服务处”。心牵神挂，设身处地!80年代，还有更著名的口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先声。
由于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读书邓小平的学校生涯早已结束，他的文化水平大概等于现在的中学毕业。老邓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对于有真本事的知识分子老邓很尊重、总有些偏护。
邓小平的生活习性很多是这时形成的职业习惯：他吃饭速度很快，爱吃"烩饭"：饭、菜、豆腐、鸡蛋一锅煮，早饭几分钟解决，午饭也不过十来分钟，也是工厂的时间养成的。 邓小平不修边幅，不太注重穿着。不象周恩来那样任何时刻都穿得很整洁、得体，老邓不太讲这一套。邓小平做事大小、轻重分得清楚，也有效率。他的工作时间在党内高层最短 ，下班后一打桥牌就没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