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讲过一个寻找独角兽的故事，说整个中世纪传统使欧洲人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独角兽的动物。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也在寻找这种独角兽，归途中在爪哇他见到了一种很像独角兽的动物，但它是黑色而不是白色，头像野猪而不是马，显然他遇到的是犀牛。但“他没有能力指出，他见到的是一个新动物，而是本能地试图用他过去熟悉的形象来定义这一新动物”。而马可·波罗在向中国讲述他自己的故乡时，他的听众也会以熟悉的音调来定义他的叙述。
艾柯以这个故事来寓意，人们总是会背负各自的文化行囊去裁剪定义别的文化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也许一直也是我们的一只独角兽：它历史久远，人民热情，有家庭观念，这些被认为与中国人接近的形象其实出自很不同的精神气质。
家园与市场
只要走进意大利，尤其如果第一站是罗马，很快会形成一个最表面的印象，城市的面貌杂芜让人一时难以整体体会它。当然外来人预先都可以了解到，在欧洲只有意大利经历了年代最长又一脉相承的历史沧桑，欧洲文明的三个组成因素——希腊古典，基督教，文艺复兴——只有在意大利，这三种文明都得到了充分发展。
历史上，拜占庭、北方蛮族、阿拉伯、法国、德国、西班牙，走马灯似地在意大利留下印记，庞杂离奇、差异极大的文化元素一层层渗透在一起。19世纪意大利统一后，也曾请来规划改造了巴黎的欧斯曼帮助改造罗马。欧斯曼像在巴黎拆墙拓路那样，也要在罗马大动手术，可刚拆了几座房子，罗马人就把他送走了，留下的话把儿是“法国人只会拆”。也许在城市规划理论上，罗马人是不理性的，可他们似乎更珍惜留有他们生活印记的家园。
维罗那是离罗马不远的一个小城，与罗马差别如此之大，虽然它有一个至今还在上演歌剧的歌剧院，建筑样式与罗马的斗兽场相似。它本来也的确就是一座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竞技场，1913年，作曲家威尔第诞辰100周年时候，出生在维罗那的男高音歌唱家泽纳泰洛提出建议，在这里演出威尔第的著名歌剧《阿伊达》，它才成为歌剧院。在小城砖砌的城墙里，到处都流露着一种退休后自得其乐的散漫，无论是歌剧院旁边收获的年轻人或咖啡店的老头，而它著称于今的，却是作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1259年，马斯提诺·斯卡拉从一个暴君手里解放了维罗那，号称这个城市的第一公民，在他的继任者统治期间，曾有卡皮里提和蒙提奇两大地方势力的政治争斗，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卡皮里斯和蒙特塔奇两个仇家。这个传奇故事不仅传诵了小城的浪漫，也记下了它的城市生活。
威尼斯又有完全不同的气氛，且不说建筑上的区别，如果你走进威尼斯的一个菜市，山响的叫卖声立刻会提醒你这里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商贸集市。10世纪后，德国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了意大利的大半，但对于意大利人，这个帝国只是个天高皇帝远的架子，从那时起到16世纪，名义上属于皇帝的意大利一直处于政治上严重分裂的状况。所以在意大利的每个城市，虽然都有一些样式相同的建筑物，但一个个城市的整体面貌是如此不同。意大利的朋友进一步对这个带疑问的印象给出了一个词语上的解释：意大利文中的国和乡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国的概念曾经仅相当于家乡的范围，家乡城市是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个体生存的，因此有各自的独立生活。那时的意大利的确也只是个地域概念，并没有所谓的民族意识。
古罗马帝国有两样东西在意大利留下来，一是罗马法，二是城市。10世纪时，这个面积不大的地域竟有几百个城市，有主教的中心城市就有278个。所以历史上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在城市，而不是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在城堡里，所以它有一个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世俗性的社会。现在罗马的纳沃纳广场，维罗那的艾尔贝广场，当初都是大市场，可见其世俗化程度。
意大利在12世纪就出现了城市文化，或市民文化，当时的两类文学，一是商人的回忆录，另一是为了便于经济活动而写的交易手册。在博洛尼亚诞生的大学，最初也是一个行会，博洛尼亚是首先挣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之一，1153年就自选统治者，此后200多年一直保持共和政府。市民文学总是好谈逸闻趣事，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文艺复兴研究者看来只不过是高起点的市民文学，有离奇的情节，有滑稽的笑话，有风流趣事等等。意大利语进入文学也被认为是这种市民文化的促成。
使用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文写作在后来又被认为是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苏醒，为以后意大利统一打下了情感基础。18世纪拿破仑统治意大利时，取消了邦城国界，同时也刺激了意大利人的反抗，各城邦于是开始把自己看作是意大利人了，在这之前他们是罗马人、那不勒斯人、托斯卡那人……葛兰西说，这时，意大利的民族意识“才从文学作品中摆脱出来，变成政治实践”。即使在这时，还有“祖国来了，快跑啊”的抵触，只是民族统一最终与挣脱外族统治获得长久的独立联系在一起，才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共同实践。
意大利从未遭遇到完全的封建制度，贵族的力量一直附庸于都市和商人的力量。长期的分裂自治，城市间独自发展的文化，造成了城市间差别很大的文化面貌，城市、外族、教皇等力量之间的争斗造成了迷宫似的意大利历史，即使是史学，也要分条缕细地来写《佛罗伦萨史》、《那不勒斯史》等各种城市史。
分裂的民族，危机时时出现，历史学家分析说，生活在混乱、迷信和争斗之中的心灵，会对危机做出象征和幻想的回应，典型就是米开朗琪罗，他塑造的形象总是雄伟健壮，他本人的斯巴达式生活可能也是对时代灾难的象征性回应。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其他城市发展时，各有发挥和张扬的倾向，威尼斯是意大利城市中保持独立时间最长久的共和体制，富足而独立，市民生活乐观外向，威尼斯画派鲜艳热烈的色彩似乎就是它自然环境和人性的特色。
佛罗伦萨是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堡垒，保卫它的自由是很多本地人的基本德行。到佛罗伦萨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来到文艺复兴时的城市。
人和自由
说到文艺复兴，在那两个世纪里，意大利是欧洲知识和文化的领袖，这时期也是它政治上最无能为力的时期。史家分析，分裂的城市间多种力量的争斗给意大利带来了政治危机，同时却提高了生活和思想的热度，发展出敏锐的心智。
对城市人来说，与人交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出于对自己城市生活的维护和肯定，与人交往被认为是完整的文明生活，贬低教会宣扬的禁欲修行，以此在思想上抵抗教会势力对城市的政治干预。
彼德拉克首先用诗文正面提出了人文学的概念后，他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后来的人文学者布鲁尼直言说：“一些人认为学者必须深居简出，可我从未见过一个逃避同他人交谈的伪君子能认得几个大字。……回避同人们交谈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智力低下，并且没有学习的愿望。”也反对宗教静修的波焦说：“从孤独的道德中只能产生粗俗的崇高。”在文艺复兴早期有很多类似的宣言。一个诗人写道：“作为人首先就意味着与他人交往，爱孩子，爱家庭和家乡。”写了《论自由》的人文主义者里努奇尼也说：“我们生活在人与人之间，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总要具体地表现在人的关系中。”
对人之间的交往这么郑重其事地强调很可能在往后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意大利人的精神中，让我们无论在与意大利人交往还是在它的影视作品中都看到一种热烈的轻松的人格倾向。
米郎多拉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里，更以上帝的名义给了人充分的自由，并毫不掩饰地声称：“我们是人，沉思默想对我们不合适。……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学科就是掌握生活的艺术，只有这样的学科才会把我们引向快乐和幸福。”什么学科属于这种学科，博洛尼亚大学最初设置的课程是研究法律、外交政治、市政管理，这大概是一个说明。
文艺复兴的注意力是把思想的中心从上帝那儿拉到人和俗世现实，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理想和基督教的教条同样尊崇，想把二者合而为一，最终，还是接受了理性的裁判，就像苏格拉底一样，间接地不自觉地破坏了听众的信仰。在传诵基督故事和装饰教堂的时候，他们传播的却是俗世的美感，是健康快乐而不是罪恶的人体，圣母可以露出乳房喂养基督，流露的信息是基督的人的血统。而达·芬奇《蒙娜丽莎》的价值也在其把一个世俗人画成了一个自我完整的小宇宙，既不仰望上帝，也不低头沉思，达·芬奇本人如此珍惜这件作品，以至于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到法国带到法国，至今她不是还留在法国？
文艺复兴人承认的唯一不朽是伟大事迹的记录，是行为而不是上帝，能使人获得光荣或耻辱。赞助艺术的人，如科西莫·梅迪奇，除了用辉煌的艺术来宣扬这个邦国的强大之外，也希望以此达到人文主义美化的俗世的不朽，他确实做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杜兰以为，这种心理正是文艺复兴的强大动力。对创作者，杜兰描述说：意大利的混乱中，那些残缺不全的古物遗迹仍然是足以引起自豪感的，这两方面培养了学者的幻想和爱国的梦想，所以即使在贫困中，艺术也能得到微薄的津贴，诗人也会忘记现在，为未来而颂。彼德拉克在成为桂冠诗人后兴奋不已地欢呼：“没一样东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忧虑作为代价，而能在生命的变迁中，从头到尾地陪伴着其主人。
由于放纵了人类的本能，意大利人同时实施着他们的文学和暗杀，他们的艺术和抢劫，他们的祈祷和亵渎，这是在别的地方和历史中没有机会出现的一种豪迈，在今天的影视中我们还能看到家庭亲情与血腥暴力、勤劳虔诚与阴谋歹毒并存的属于意大利人的某种特定形象。
意大利人把对宗教的虔诚，对先人的崇敬，对世俗生活的迷恋在特定历史流变中合而一体，这使它在后来的历史中进一步与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法国和工业革命的英国等欧洲国家区别出来。在意大利，知识理性、法律科学、艺术政治最终都停留在由人所构成的世俗生活场景中，而没有上升到历史形而上学的轨道。（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