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自由
说到文艺复兴，在那两个世纪里，意大利是欧洲知识和文化的领袖，这时期也是它政治上最无能为力的时期。史家分析，分裂的城市间多种力量的争斗给意大利带来了政治危机，同时却提高了生活和思想的热度，发展出敏锐的心智。
对城市人来说，与人交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出于对自己城市生活的维护和肯定，与人交往被认为是完整的文明生活，贬低教会宣扬的禁欲修行，以此在思想上抵抗教会势力对城市的政治干预。彼德拉克首先用诗文正面提出了人文学的概念后，他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后来的人文学者布鲁尼直言说：“一些人认为学者必须深居简出，可我从未见过一个逃避同他人交谈的伪君子能认得几个大字。……回避同人们交谈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智力低下，并且没有学习的愿望。”也反对宗教静修的波焦说：“从孤独的道德中只能产生粗俗的崇高。”在文艺复兴早期有很多类似的宣言。一个诗人写道：“作为人首先就意味着与他人交往，爱孩子，爱家庭和家乡。”写了《论自由》的人文主义者里努奇尼也说：“我们生活在人与人之间，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总要具体地表现在人的关系中。”
对人之间的交往这么郑重其事地强调很可能在往后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意大利人的精神中，让我们无论在与意大利人交往还是在它的影视作品中都看到一种热烈的轻松的人格倾向。
米郎多拉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里，更以上帝的名义给了人充分的自由，并毫不掩饰地声称：“我们是人，沉思默想对我们不合适。……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学科就是掌握生活的艺术，只有这样的学科才会把我们引向快乐和幸福。”什么学科属于这种学科，波罗尼亚大学最初设置的课程是研究法律、外交政治、市政管理，这大概是一个说明。
文艺复兴的注意力是把思想的中心从上帝那儿拉到人和俗世现实，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理想和基督教的教条同样尊崇，想把二者合而为一，最终，还是接受了理性的裁判，就像苏格拉底一样，间接地不自觉地破坏了听众的信仰。在传诵基督故事和装饰教堂的时候，他们传播的却是俗世的美感，是健康快乐而不是罪恶的人体，圣母可以露出乳房喂养基督，流露的信息是基督的人的血统。而达·芬奇《蒙娜丽莎》的价值也在其把一个世俗人画成了一个自我完整的小宇宙，既不仰望上帝，也不低头沉思，达·芬奇本人如此珍惜这件作品，以至于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到法国带到法国，至今她不是还留在法国?
文艺复兴人承认的唯一不朽是伟大事迹的记录，是行为而不是上帝，能使人获得光荣或耻辱。赞助艺术的人，如科西莫·梅迪奇，除了用辉煌的艺术来宣扬这个邦国的强大之外，也希望以此达到人文主义美化的俗世的不朽，他确实做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杜兰以为，这种心理正是文艺复兴的强大动力。对创作者，杜兰描述说：意大利的混乱中，那些残缺不全的古物遗迹仍然是足以引起自豪感的，这两方面培养了学者的幻想和爱国的梦想，所以即使在贫困中，艺术也能得到微薄的津贴，诗人也会忘记现在，为未来而颂。彼德拉克在成为桂冠诗人后兴奋不已地欢呼：“没一样东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忧虑作为代价，而能在生命的变迁中，从头到尾地陪伴着其主人。
由于放纵了人类的本能，意大利人同时实施着他们的文学和暗杀，他们的艺术和抢劫，他们的祈祷和亵渎，这是在别的地方和历史中没有机会出现的一种豪迈，在今天的影视中我们还能看到家庭亲情与血腥暴力、勤劳虔诚与阴谋歹毒并存的属于意大利人的某种特定形象。
意大利人把对宗教的虔诚，对先人的崇敬，对世俗生活的迷恋在特定历史流变中合而一体，这使它在后来的历史中进一步与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法国和工业革命的英国等欧洲国家区别出来。在意大利，知识理性、法律科学、艺术政治最终都停留在由人所构成的世俗生活场景中，而没有上升到历史形而上学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