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提到我通过对比萨大学法律系的观察，提出了让教授们回到法律系去的主张。可能有人会认为，你这个建议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君不见，中国的学者有着独特的“书房情结”，追求的就是在自己家里的书房中品茗夜读的感觉吗?中国的教授们，即使你给了他工作室，他不一定就在那里工作。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甚至可以以之为题做些文化观念上的比较考察。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我去过不少教授家做客，有一个现象让我捕捉到了：意大利的教授们都没有什么规模巨大的书房。他们摆在家里的书，很少超过三个书架，而且我发现，这些书很多都是一些同行赠送的书。是这些家伙不爱买书，不爱读书吗?非也!奥秘就在于，他们的书房就在法律系里面。在介绍教授们的工作室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不能忽视的：意大利的教授们的工作室往往就在图书馆里面，而且(由于空间有限，图书太多)，在很多情况下，教授们的工作室本身也成为图书馆摆放图书的地方。如此说来，意大利的法律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最大限度地缩小书与人的距离，增加书的可接近性。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面。当你要查阅什么书的时候，你只需要走几步路，伸个手就可以拿到，那么这个图书馆与你的书房有什么差别呢?既然你的这个“书房”里面什么书都有，而且你基本上也被认为是这个“书房”的主人，你还觉得有必要自己去买这些书，在自己的家中另起一套炉灶吗?绝对不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教授往往没有自己的私人书房，自己个人买书也不多的原因之所在!
不过，再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所在的学校的确有一个图书馆，但是，它离你工作的地方(无论你选择家或者法律系作为工作场所)距离甚为遥远，而且它开门不早，关门到是挺早，进去的时候要通过金属探测器，要押工作证，限制一次只能借5本，有些书还概不外借，超期(这个期往往是一个月)还要罚款，搞得书拿在手中如同烫手的芋头一样。图书馆里面没有读书的地方，没有可用电脑的插座，没有自助的复印机或者扫描仪。更加可恨的是，你要的书它基本上没有，你认为基本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那里到是一大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肯定不得不自己来搞个人的图书馆建设了。
不说也知道，我所描述的这后一种情况，基本上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学者，购书欲望惊人，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有收藏的爱好?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想到要去缩小书与人的距离，我们没有想到：法律系基本上应该就是法律系图书馆，而图书馆应该就是教授们的书房!所以，我应该在“之三”中提出的“法律系=教授工作室”的等式之后，再提出另外的一个等式：“法律系=教授们的图书馆”。
中国的教授以自己个人的财力大量购买图书资料，建构自己的家庭图书馆，把家庭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这样的做法，在我看来有很多的弊端。家庭生活与工作应该适当分离，否则二者会互相干扰。中国的学者普遍有熬夜的习惯，主要原因不在于别的，就在于白天家里不安静，他们必须等到锅碗盆瓢交响曲结束，老人妻子孩子全部休息以后(晚上10点左右)，才能够安心工作，结果往往就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长期的熬夜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体质虚弱，学术思考力不够。健康的灵魂来自于健康的体魄，难道不是吗?另外，将家庭场所与工作场所相区分，在我看来，还有助于教授们的思维方式上的情景转换，不至于在吃晚饭的时候，还捧着本《法哲学导论》，一副书呆子的样子。他们离开了法律系(工作室+图书馆+研讨会之类的东西)，进了家门，就不再是什么学者，他们只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我想，这样的转换非常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家庭的和谐。
不仅如此，在自己家里的个人书房中工作的学者，缺乏与同事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不是那种可怕的谋杀式的侃大山，而是轻松愉快地一起去喝杯咖啡，一起吃午餐之类的活动)，缺乏调节，其工作的效率不会很高。我在意大利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到了午饭的时候，教授们纷纷不约而同地来到固定的小餐馆，一起用餐，席间谈笑风生，多少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上得到解决方案，多少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被碰撞出来。我有幸经常参加这样的“教授们的工作餐”。说实话，吃一顿这样的午餐，对我而言，更感觉是一顿“学术大餐”。
但是，教授们能够经常聚集在一起，必须以他们通常在法律系工作为前提。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在法律系工作，其前提条件就是这里有他们的工作室和完备的图书资料。通过对意大利的大学教授的行为模式的观察，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理论的确信，人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人的行为模式的形成和变化，主要取决于外在的制约条件的变化。中国的学者喜欢经营自己的家庭图书馆，也许根本不是一种什么玄妙的“书房情结”的产物，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被迫无奈的举措，是中国的大学中不合理的“书”与“人”的空间配置格局的产物，是公共图书资源不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的产物。
让书与人几乎零距离地融合在一起，是我所观察到的意大利的法律系的共同的格局。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书与人的空间配置格局，其精髓就在于尽量增加藏书的可接近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书的根本价值。
还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在“之三”和这篇“之四”中虽然主要从教授的角度来谈大学法律系的合理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定位问题，但是，我并没有忽视学生的存在。我看到，在比萨大学的法律系，在某种意义上，学生享受着与教授类似的待遇。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地、随意地进入任何一个图书馆，没有任何管理人员会来干预他们。更加重要的是，在密密的书的丛林之中，常常放着不少宽大的桌椅供学生就地学习。他们不需要把书借出去(当然，要借也是可以的)，有什么必要借出去呢?这里的图书馆是那么的安静，什么复印机，扫描仪，电脑之类的工具都有，又没有人赶你走，你想学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想查阅什么书，尽管自己去拿就可以了。这里就如同你自己的家一样，怎么折腾也没有人来管。
图书管理员的任务不过是等你走后，把你用过的书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而已!在这里，如果说学生与教授有什么差别的话，教授们是不过是在图书馆里面有间固定的房间，学生们则是在图书馆里面有张书桌。对于读书而言，我觉得这样的差别不是很大。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的书架之间里面绝对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图书馆在我们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放书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既用来放书，也用来读书的地方。那时，我经常被迫蹲在图书馆的地上看书。到意大利之后，目睹别人的做法，我为中国的年青的学生感到愤愤不平。
关于书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忽略。图书采购，千万不能让什么图书馆采编部的人来干。这些人又不是专家学者，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什么书有价值呢?我在比萨期间看到的是，书的采购完全控制在教授的手中。他们负责在出版社邮寄来的图书目录上打钩，让辅助人员去买。而且当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国内或国外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而本图书馆没有购置的时候，他们会找来辅助人员，登记在待购图书目录中。不出一个星期之后，这本书就会上架。如果要的书已经脱销，辅助人员会通过意大利图书馆联合目录查询收藏了此书的图书馆，请求他们复印一本邮寄过来，或者将多余的副本调剂过来。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我的确在意大利的法律系的图书馆里面感受到一种要什么书有什么书的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