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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风俗 “面子”至上

日本战国时期,民间曾流传一种邪教号“一向宗”。这“一向宗”教徒,大概类似我国的白莲教之流,常聚众滋事。有一次在德川家康领土内就有这么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家康乃遣部将前往征讨。不料所遣部将竟就是“一向宗”的信徒,所以奉命出兵,阳奉阴违,常常暗中纵令妖徒逃走。事为家康所悉,乃将他逮捕下狱,并亲自逼他改宗。但这个部将慷慨激昂地说:“头可断,宗不可改。请即就缪!”

德川无奈,下令行刑,但在行刑前的刹那,顿生爱才之心,又下令赦之。部将欲于此时跪下来,恭恭敬敬地说:“我现在起要改宗了。”家康讶问其故,他说:“我若受威胁而改宗,人将谓我因怕死而背弃宗教信仰,面目何在。但你既赦了我,我如今改宗,不算失面子,对一向宗也算已有交代了。”

犹太教作家伊塞阿•班达逊在其著作《犹太教与日本教》中举出这个例子,评曰:“这位部将,若是在那个时候就刑死去,人们将误信他是一向宗的殉教者。但事实上就后来他可以轻易改宗的事实看来,他并不是真正的一向宗教徒。他信的是面子与情面的宗教,也就是日本教。他若就刑死去,也是为面子而死,并非为宗教而死。”

伊氏以一个宗教性极重的民族的观点,看日本人的这种举动,显然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一个人既自认是某种宗教的教徒,怎可能那么轻易的出尔反尔,背弃所信?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背弃宗教就是否定自己,还有什么立场立足于世界?日本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民族!

露丝•本尼狄克特女士在其所著《菊与刀》中,替日本人的面子主义取名字为“对名誉所负的责任”。据她说,日本人在任何生活层面,皆有因其身份、地位、关系、职业而所必须负担的对其身份、地位、关系及职业的名誉要善于保护的义务。

为了要负起对名誉的责任,当名誉受损时,对名誉所加害者要实行报复。这个报复,是一种义务。不可以西洋人的观念,宽容或饶恕对方。

日本古典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有作品名《枪之权三》。剧中主角权三被人诬告与某武士之妻私通,一时难以分辩,只好与该武士之妻私奔。武士回家,闻妻子与权三出奔,不敢去上班(因为他的名誉已因绿头巾而受损),立刻又出门追从“奸夫淫妇”,终于在偏远小路上追及其妻,其妻本欲有所解释,但武士一刀将其妻斩杀,继与权三决斗,也砍死了权三,这才提了两人的头回来上班,向上司报告名誉已经恢复,销假上班,并受到上司及同僚一致的称赞。

这个故事当然是一剧悲剧,但这个悲剧如果在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武士之妻并未私通。只是在很难解释的场合,与权三起争执而拉拉扯扯,被人看见。她若是一个西洋妇人,别人说她私通,她会据理力争,主张无辜。但在当时的日本,被人叫出私通罪,便是损失名誉,而损失名誉的人是无法立足的,于是她只好假戏真做,与男人出奔。

武士在这个处境之下,必须杀了“奸夫淫妇”才能恢复名誉,也是很日本式的观念。若在较理性的社会里,武士也许不会追究此事。也许追从到妻子时先听听她有何解释,则悲剧可能是能够避免的。

贝尼狄克特女士在书中特别提出这样的名誉(面子)观是日本特有的。在亚洲其他国家,连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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