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Alan Bullock在其著作「西方人文主义传统」(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一书中指出：「一般来说，西方思想看待人和宇宙这两个课题，可分成三种模式。第一种为超自然模式，即超越宇宙的模式，焦点集中于上帝，把人视为神创造的一部份;第二种为人文主义模式，焦点集中于人，以人的经验做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的出发点;第三种为自然模式，即科学的模式，焦点集中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像其他有机体一样。」
第一种模式可以中世纪为代表;第二种模式可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代表;第三种模式则以十七世纪科学发达后为代表。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人文主义盛行时期，脱离中世纪以神、宗教为主的封建社会，转为以人为主;印刷术业已发明，知识普及，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商业兴起，取代农业;城市的重要性日增，中产阶级兴起;宫廷、豪宅取代了大教堂、修道院及城堡;通俗的音乐、舞蹈凌驾圣乐之上;艺术作品以具像化的人类躯体、脸庞为题材;文学作品也以探讨人性的忧虑及渴望为大宗。
整体而言，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等皆奠基于由中世纪转变到文艺复兴的这段时间。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一般置于十六世纪，比义大利要晚一世纪多。当时正值Los Reyes Católicos收复阿拉伯人在伊比利半岛最后的根据地―Granada、版图大致统一、哥伦布发现美洲、西班牙帝国形成之际，政权由Los Reyes Católicos转到Juana La Loca再转到Carlos I (1517-1556)手中，再传至Felipe II (1556-1598)。可以说在后两任国王手中西班牙在各方面都达到巅峰：版图扩大(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加上美洲殖民地)、文学及艺术成就也达到顶端。然而要维护这么大的版图，西班牙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平乱导致战争不断，造成壮丁减少，农业人口缩减：支出增加，只得扩大课税范围，造成人民生活困苦;整体的社会、经济都受到冲击，也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就产生了刻划中下阶级困苦生活的作品。
底下我们就来看一看此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
附注：
Alan Bullock着，董乐生译，民国八十九年，究竟出版社出版，第二十六页。
在神圣罗马帝国称为Carlos V。
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
本书赤裸裸地呈现出社会上遭人忽视的层面，将西班牙帝国占大多数的中下阶层的面貌如实地描绘出来，活生生地呈现出悲惨社会的全貌。小癞子于十六世纪中叶出版，时值骑士小说(Novelas de caballería)盛行之际，英雄美人的传奇、无敌的勇士、无双的佳人、崇高的道德、深挚的爱情、神奇怪诞的魔法师、巨人、怪兽、毒龙处处可见。稍后到了六十年代末期，继骑士小说之后盛行的是田园小说，写超尘绝俗的牧童牧女谈情说爱的故事。小癞子不写传奇的英雄美人，不写田园中的牧童牧女，而写一个悲贱的穷苦孩子Lazarillo。他侍候一个又一个主人，深切领略到人世间的种种艰苦，在不容他生存的社会上处处流浪，在夹缝中挣扎求生。
小癞子是自述体，由一个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的小人物讲自己一处处的流浪生活。他首创了「流浪汉小说」(la novela picaresca)。各国文学史上一致把小癞子称为「流浪汉小说」的鼻祖。
究竟什么是「流浪汉小说」，解释并不一致。一般说来，「流浪汉小说」都以「流浪汉」 (pícaro)为主角。「流浪汉」指无业游民，他们出身微贱，没有家产，没有行业，往往当佣仆谋生，却又没有固定的主人，因为经常更换。他们或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或是无业可就，到处流浪，苟安偷生。有的是玩世不恭，有的是无可奈何。他们对国家的法纪和社会秩序都格格不入，可是他们并不公然造反，只在法网的边缘上图些便宜，如欺诈讹骗、小偷小摸之类。流浪汉从来不是英雄，他们是「非英雄」(antihéroe)或小人物-不过「非英雄」或小人物不专指流浪汉。
流浪汉小说可以藉主角的遭遇，揭露社会上各个角落的龌龊，讽刺世人的卑鄙;也可以藉主角的为非作歹，一面写良民愚蠢可欺来逗笑取乐，一面写歹徒不得好下场来警顽劝善。
拉萨里尤(Lazarillo)，就是主角拉萨罗(Lázaro)的小名，”Lázaro”现在已经成为导盲者的意思，主角在小说开头从事的就是导盲的工作。书名中的el Tormes则是卡斯提亚(Castilla)地区一条流经萨拉曼加(Salamanca)的河流。从这本由男主角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的书名即可看出其着重精确事实的旨意。
本书共分成七章，作者称其为七篇”tratados”。在这七章里作者分别叙述Lazarillo服侍不同人物的经历：他服侍过一个吝啬的盲丐(ciego)，一位贪婪的教士(clérigo)，一位靠主角行丐维生的穷贵族-侍从(escudero)，一位小气的老千修士(fraile)，一位兜销免罪符的人(buldero)，一位驻堂神父(capellán)，一位法警(alguacil)，最后是一位从事葡萄酒生意的司铎(arcipreste)。主角在小说结尾时跟司铎的女仆人，一位名声不太好的女人结婚(拉萨罗的母亲也不是什么良家妇女)，结束了小说。作者以非常写实的手法及真诚的态度呈现出一个极度饥饿，不幸的社会，如何迫使主角失去了孩童的天真，最终不得不采取不名誉的手法来维生。
奇情异想的骑士，拉曼恰的唐吉诃德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这本小说分成上下两册，上册出版于1605年，下册出版于1615年。两本书于出版时即获得空前的成功，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爱戴，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作者为西班牙的大文豪塞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塞凡提斯为了要讽刺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创造了唐吉诃德(Don Quijote)及桑丘(Sancho Panza)，却因而使这两个角色永垂不朽。足见塞凡提斯的天赋远超过其原来的讽刺及嘲弄的企图。
唐吉诃德已经成为一个生于精神贫脊多舛的社会中，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战的象征人物。
塞凡提斯以简练又精美的西班牙文，将个人对这个世界及人类的看法，将个人追求永恒幸福的企图，具体的呈现在两个主角身上，唐吉诃德代表理想，桑丘则是现实的最佳写照。两个人物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互助互补，将生命的多样面貌，呈现给读者。然而塞凡提斯的企图并不仅止于此，他在小说的结尾处加了一段伏笔：极端唯物主义者的侍从桑丘在面临主人死亡时，想法改变，已经不需仰赖唐吉诃德编织的美丽幻想过活。
在上册里，塞凡提斯在唐吉诃德及桑丘的知性之旅中加入了一些情节，这些言外之意的叙述可看成精采的短篇小说，其最大特色即是透过二元性来观照事实。这类二合一的角色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找到例证：在此就举两个当代作品来印证，其一是马克斯.艾斯特雷亚/唐拉帝诺(Max Estrella/Don Latino)，这个角色是巴叶英克兰(Valle Inclán)的经典剧作”波西米亚之光”(Luces de bohemia)中的人物;其二是佛拉底米诺/爱斯特拉公(Vladimiro/Estragón)，这个角色是山姆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荒谬剧经典代表作”等待果陀”(Esperando a Godot)中的人物。
“唐吉诃德”的开头及结束的场景都在唐吉诃德的房间里，人物人性化的色彩有渐次浓厚的感觉。刚开始时喜剧效果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下册中，塞凡提斯将唐吉诃德的荒谬言行减低，转而经营两个角色的心灵深处的刻画。
每个国家都有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人物纪念雕像：德国有哥德(Goethe)，英国有莎士比亚(Shakespeare)，葡萄牙有卡莫恩斯(Camoens)，义大利有但丁(Dante)，法国则尚未决定是否要以莫里哀(Moliére)或其他人为代表，在西班牙毫无疑问，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塞凡提斯，藉着他的小说，塞凡提斯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目中。
除了具有莫大的文学价值外，”唐吉诃德”还有其他的功能，它见证了从文艺复兴步入巴洛克主义的转型阶段。塞凡提斯身处这个思想及感觉变动的时期，以见证人兼主角的身份忠实的记录所见所闻。正如La Celestina将中世纪迈向文艺复兴的转型过程记录下来，”唐吉诃德”则是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营建巴洛克的灿烂宫殿。
塞凡提斯也有短剧作品，保存至今的总共有八齣。塞凡提斯是此类短剧的佼佼者。在八齣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和谐的一致性，具有朴实人性的角色及喜剧的色彩是那么的和谐不显突兀。其中最有名的是”太虚幻境”(El retablo de las maravillas)1，在此剧中，作者游走于虚幻与现实的世界中，将作者对存在的矛盾及对真理的各种看法，不带批判的呈现出来。
在他的”太虚幻境”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剧中剧”(teatro dentro del teatro)的效果：两位主角是巡迴各地演出的演员(其实真正的身份是骗子)，名叫齐丽(Chirinos)及张发(Chanfalla)，他们在剧中其他人物面前表演，同时也在我们面前演出。这齣戏在各地经过无数次的改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里演出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