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列强辱华，国运飘摇，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些有识之士终于挣脱了锁国闭门的束缚，毅然走出国门，其中不乏温州人的身影。从1898年开始，王鸿年、石铎、陈蔚等相继考取官费留学生，开温州清末民初留学风气之先。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温州仅留日学生就有130多人;瑞安籍留学生项骧更是在清政府举办的归国留学生殿试中，高中一等第一名，俗称洋状元。这些温籍留学生怀抱救国理想，远赴海外，学成后将先进的学识反哺家乡，对温州清末民初的教育、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均有较大影响，尤其推动了温州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政策鼓励留学蔚然成风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到海外留学取经已成国人共识。为了支持留学，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根据留学生的学历，授予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科举等级及相应官职的奖励标准。1904年12月，清政府还制定了《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对留学生考试的内容、手续、奖励办法做了具体规定。1905年，持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废除。
张之洞在比较留学日本和留学欧美的利弊时，总结出留学日本有四大便利：路途近、费用省、文字接近、模仿更容易。张之洞的认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也正是这四大便利，日本成为清末留学的主要目的国。1905年至1911年，清政府每年举行留学生考试，合格者1388人，其中留日学生有1252人，占绝大多数。
而当时的温处道童兆蓉亦积极鼓励本地学子出洋留学，“每名捐给津贴洋一百元……从事师范卒业后，即在该县学堂任事。”结果各县请求赴外游学学生共22名。开明乡绅的倡导也推动了温州留学风潮的兴起。1903年，孙诒让召集瑞安普通学堂学生的家长到校举行茶话会，他在会上鼓励学生家长送孩子到国外留学，当场申请者有20多人。一时间，温州留学蔚然成风。
热血丹心所学广泛实用
和留欧美学生不同，留日学生的学习时间比较灵活，有的短至数月，有的一年，也有长达八九年;有的专攻一科，有的学习数科。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在1906年的一份奏折中说：“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由学生自选定者。”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留日学生学习兴趣的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况，留学生一时难以决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当时温州留学生最集中的便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宏(弘)文学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等等，而这些学校的性质相当于初中或高中。
如1902年3月至1904年10月期间，温州留日毕业的学生有14名，年龄最大者为姚广福，41岁，到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年龄最小者为张正邦，仅18岁，去造纸所学习。根据这一时期的留学名录，我们可以看到温籍留日学生的所选专业非常广泛，有师范、实业、军事、法政、医学、理化等。在诸多专业中，尤以学习师范、法政、军事三者居多，影响也最大。
当时温州师范生所入学校主要是宏(弘)文学院。该学校设普通师范科(三年)和速成师范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三种)。学校规定“无论何种学科，如有学生足为一班之数，指定科来求专为教授者，便可预先约明，另立定章，妥设办法，仍照培成警务官、速成师范科之例，务使学生于仅少期内，通其大致，堪资实用”。
1901年后，赴日学习法政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潮流。从温州留日毕业学生名单可以看出，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占到总人数的50%。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陆军专业，先是进入振武学校学习预备课程，毕业后再升入士官学校继续深造。有意思的是，晚清时期温州赴日留学的学生中还有两名女性，分别是永嘉籍的张志俊，进入实践女学校学习。瑞安籍的陈伟心进入东洋医科医疗专科学习。虽然，女子留日学生人数极少，但她们对传统教育制度、传统教育思想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
从总体来看，留日人数的发展犹如一条抛物线，顶点在1906年。之后，清廷颁布留学规定，凡通日语并具有中等以上学历者方许留学，接着又停止派遣速成留学生，造成留学生锐减，从1907年至1911年，清末的留日潮出现回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为支援国内的革命斗争，留学生们几乎全部回国了。
除了留日风潮，五四运动时期，国内还掀起了一股赴法留学的热潮。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1919年至1920年间，国内先后共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其中浙江85人。当时，乐清青年陈齐刚好从温州艺文中学毕业，怀抱爱国理想的他积极响应，远赴法国里昂大学就读。同是，他还积极动员老乡一起赴法留学，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乐清青年周文照、吴圣昌、张成震、倪文等也一起赴法勤工俭学。
清末民初，除留日留法外，温州尚有部分人留学欧美。姜立夫是其中出色的一位。他在1910年6月考取游美学务处备取生。作为第三届“庚子赔款”留美生，于1911年9月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学，1915年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做研究生。同时，姜蒋佐入读哈佛大学，林勉初赴美国康乃大学就读，项骧在留日的第二年又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较之留日学生，留学欧美的学生在学业上攀登得更高。
学成返乡影响温州深远
温州清末民初的留学风潮对温州那时的教育、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均有较大影响，尤其推动了温州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秉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有效地充实了温州的师资队伍，缓和了师资紧缺的矛盾。清政府于1907年5月由学部奏准：“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令充当专门教资五年，以尽义务。其义务年限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因此，不仅留学时学师范的，回国后从事教育职业，很多非师范类留学生归国后也担任了教职。到辛亥革命前夕，温处学务处办事人员和各省学堂所聘人员一直以留学生为主。这些留学生为温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为近代温州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人才。
1905年7月，留日学生许燊在湖南陆师学堂总办在籍候补知府陈琪和温州永嘉籍留日学生吴钟镕(璧华)、平阳籍留日学生黄群(溯初)等支持下，向温处道童兆蓉提出设立两府学务机构。温处学务分处的设立，对推动温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还直接参与创办了各级各类学堂，温州各县办学之风随之兴起。永嘉籍姚广福、项承椿1902年回国后在信河街曾宅花园创办了公益学堂;瑞安籍林文潜发起了师范研究会，宋任觉建议创办了飞云女学校;瑞安籍留学生黄曾锴、林文潜等，建立了东北隅蒙学堂等新式学堂，学堂课目有国文、伦理、历史、地理、算术、图画、体操等学科。此外，他们还举办了一些补习学校。
留学的经历，还让留学生意识到女性的价值，回乡后他们纷纷创办女学，推动温州女子教育。1902年，清廷下诏劝禁妇女缠足。瑞安籍留学生孙任、孙衡成立劝解妇女缠足会，在各个寺庙演说解缠，他们还邀请启蒙思想家宋恕撰写《解缠公文》，由于提倡有力，措施得当，很多女性纷纷解足……
当年，这些热血青年不顾艰难险阻，远赴海外学习新知，接受新思想，为温州教育的近代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追求真理、追求科学、报效家乡”的精神，亦成为温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